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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界。至于《梦忆》文章的，是无从说的，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，总觉墨滃郁中，有一悲凉的意味，却又捉摸不着。余澹心的《板桥杂记》，也有同样的手法，但清丽有馀，而冷隽沉重不足。

宗的诗文，是受徐文长的影响，而宗来得刻，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。文长是宗曾祖的朋友，家传云：“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，曾祖百计之，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。”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，曾去狱中看文长“见盛所卓械悬，戏曰：‘此先生无弦琴耶？’文长大父曰：‘齿牙何利！’”这样恶谑，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，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，但于此可以看他们张家不是学的家。宗年少时，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，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，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。（见《文集·与王谑庵书》）但四库总目著录《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》，云“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”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，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。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、吃酸梨偈、放鹞图、对联、灯谜诸作，《提要》谓“鄙俚猥杂，岂可之集中？”（《提要》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）然宗却云：“昔人未有以对传者，传之自文长始；昔人未有以对传而刻之文集者，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”（《文集》卷一铭抄自序）。足见宗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，而与提要作者的脑不是同一的范畴。徐文长文章的风格，传统的文学观念者，批评为鄙俗纤巧，蹈趣，可是文长唾弃七，自成风格；袁宏谓其：“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”（《徐文长传》），不是无见之言。以张宗的天才学力，而犹追逐于文长的，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，而同是不羁的格也是原因之一，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？

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

关于《梦忆》的版本，有砚云甲编本一卷，王文诰本八卷，皆乾隆年中刻。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（一七九四），后因雕板失去，重刻为巾箱本，有王文诰见大光二年任午（一八二二）序，《谭复堂日记》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。咸丰五年乙卯（一八五五）南海伍崇曜刻《粤雅堂丛书》者，即据王本。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，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，好者甚多，今取粤雅堂本标重印，属为一序，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，因拉杂写此。

宗不仅长于文学，且长于史学，重要的著作，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《石匮书》。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（《文集》卷一《石匮书自序》），脱稿后犹时加删改，故与李砚翁书有“弟《石匮》一书，泚笔四十馀载”之语。（《文集》卷四）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想以五百金购买《石匮书》，宗慨然予之。（思复堂《逸民传》）至于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，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。《逸民传·谈迁传》云：“名季廒史虽多，而心思陋脱，裁未备，不过偶记闻见，罕有全书；惟谈迁编年，张岱列传，两家俱有本末，谷应泰并采之，以成纪事 ”于此可知《石匮书》与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的关系。虽然，《石匮书》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，昔年在北平时，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，为海内孤本云。